我已经赢过两次英国公开赛，这是我热爱的赛事。但即使小时候在澳大利亚，看着电视转播，我完全被杰克·尼克劳斯(Jack Nicklaus)在美国大师赛的表现所吸引。我能看得出来杰克•尼克劳斯是终极的高尔夫球员而奥古斯塔国家球场是终极的高尔夫球场。

然后，1981年，我第一次打美国大师赛。周六，我在最后的二人组——和杰克•尼克劳斯一起出发。他把右手搭在我肩上说:“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紧张。”我想，这境界。真正的运动家。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开始想象自己是冠军晚宴的主人，喝着澳大利亚葡萄酒，杰克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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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那个周六晚上，我6杆领先一位我一点都不熟的人，尼克·佛度(Nick Faldo)。十年前，我输给了尼克劳斯，他第6次穿上绿夹克。那时候我还有其他机会。但现在我已经41岁。我吸取了教训。佛度和我，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将于周日下午在最后的二人组出发。

那个周六晚上我走出更衣室时，我看见彼得·多贝雷纳(Peter Dobereiner)，一位抽烟斗的英国高尔夫作家。他说\"就算是你也不可能搞砸。\"我想一笑置之。但老实说我不认可。大约12小时后，我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醒来。美国大师赛的周日有些不对劲儿。我感觉仿佛我的两脚、髋部和肩膀都失调了。我去附近散步，试图调整一下。我不能。

当时我已和第一任妻子劳拉结婚，她是我们两个好孩子的母亲。我听说劳拉已安排我们居住的南佛罗里达的朋友们坐我的飞机来奥古斯塔看我打第四轮。他们计划在回家的路上庆祝胜利，并在我们到家时举行一个盛大的聚会。我知道她是好意，我的朋友们也是。但我十分相信绝不能想当然。这令我分心。

我的球童托尼·纳瓦罗(Tony Navarro)陪我来到练习场。我的挥杆教练布奇·哈蒙(Butch Harmon)和我们在一起。我对他们说:“球杆卡住了。”也就是说，我的下半身没有正确地旋转和让位。这对大多数球员来说并不明显。

但当你做任何高水平的工作——比如做手术、开飞机、打高尔夫球锦标赛时，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压力之下小事会变成大事。

布奇说了所有正确的话，试图让我感到舒适和良好。但我也没有感到。我尝试在第1洞发球台用1号木打我最擅长的强力小右曲球，但却开出一记严重左飞球落进左侧树林，吃下博基。我不担心佛度。我担心我自己。

然后，在第4洞，我的一记铁杆击球偏航约15英尺。这对我来说太过离谱。那时我知道这将是漫长的一天。我确信我能赢，但我知道这并不容易。

这些年来，我和许多似乎比我更了解那一天的人交谈，而我对那一天相当了解。9号洞那记旋出果岭的第二杆击球。15洞那记未能进洞抓老鹰的切击球。16洞那记打厚掉进池塘并终结了夺冠机会的铁杆击球。从那里到18洞，整个过程就像一场葬礼。

我输了。但那一天许多事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人生的悖论。

一切结束后——我打出78杆，尼克67杆并以5杆优势夺冠——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只想给你一个拥抱。”我们彼此挽着手臂。然后他说:“别让那些混蛋把你打倒。”他指的是我即将经受的一切，失败者的媒体发布会。在那一刻，我不禁感到自己和他更近了。我几乎立刻意识到，我们正在应对胜利和失败，就像杰克·尼克劳斯多次应对的那样，带着风度和尊严。作为真正的运动家。我们把高尔夫运动摆在第一位。

我去到媒体采访间，尽可能坦诚回答每一个问题。在接下来参加杰克主持的“纪念赛”上，我告诉记者我已经收到7500多封手写书信。上面几乎说的全是同一件事：你在那个周日给予高尔夫以尊重，你让所有父母和未来的运动员知道什么是体育精神。

在1996年美国大师赛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对我有了不同的、我想是更真实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的生活在那个周日发生了改变。我输了也赢了。人们能看到我把高尔夫运动和它的价值放在首位。对每一位球员来说，这是我们终极的职责。

大家登上我的飞机。里面坐满了人但很安静。我很快意识到，这是关乎体育运动的最真实、意义最深远的一天。我在暴露自己核心的竞技场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还能做什么？我的生活态度是永不回头，只向前看和永远保持乐观。我对朋友们说:“谢谢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继续生活。让我们狂欢吧！”

飞机起飞了，朝着家的方向。